2月4日夜，23:50，我们在前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班车上，准备上岗了。

路上很安静，只有班车在静静的行驶，路灯照进昏暗的车厢里，每个人都在沉默中，我闭着眼睛但大脑异常清醒，感觉就像是奔赴战场的战士。

0:13到达。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了C栋六层，先进行手消毒，更换工作衣，穿防护服，虽然经过多次的培训，但我们还是有些忙乱，当按照流程把防护服穿好以后，我已经满身大汗，有种窒息的感觉，根本喘不过气来，有一丝的恐惧。

同济医院的同事问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就可以进了，看着大家陆续进去了。我的搭档白文君姐姐(我是我们急诊科六人组里最小的)问我，段文，怎么样，你可以吗？我做出一个OK的手势，其实我自己已经喘的说不了话了。脑子里浮现出很多画面，我是在做什么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，很乱很乱。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推开一道道进入病区的门，但是一直都是喘的状态，根本无法呼吸。大家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，而我还在靠着墙调整呼吸。不时有同事过来问我，“段文你怎么样了，好点没有？”我感觉说话很费力，告诉他们别管我，我会慢慢调整过来的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大概是适应了一些，感觉好一点了，我告诉自己不能拖大家的后腿，便急忙投入到了工作中。都说急诊的人平时走路都带着一阵风，但在这里，我的步伐再也迅速不起来，一身的行头做起事来要费很大的劲儿。想着自己怎么也是堂堂男儿，对身边的女同志更是佩服。

10床病情比较严重，要转到这座楼的九层，但由于楼道封锁，只能走楼外面。原本是中日医院的老师转送这位病人，但还没进电梯，中日医院同事的身体就出了状况，她扶着墙说，“我不行了，我要晕倒了。”

刚好我在，我就拍拍李娜老师的肩膀说，我们去送吧。就这样我们两个人，还有一个外勤去送病人。一路上坡、下坡，还得过门槛，过减速带，为了减少颠簸，过这些地方都得把床提起来，走到半道时候，我说娜姐我不行了，喘的走不动路了。不过最后，我们还是硬咬着牙，坚持把病人送到了九楼。

在那里，我们遇到协和的一位杨国辉大夫(衣服上的名字)。他看到我们是山西的，特别亲切，他说他在太原工作了20年，我们感觉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，虽然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，即便将来面对面也会不认识，但那种感觉很特别。杨国辉，协和，以后是不是搜一搜这位医生的简介？想着这些却也安顿好了病人，我们又原路返回。

平时走路不觉得什么，但今天的这条路是我走过最难走的路，由于太过用力，回到病区又开始喘，张口呼吸，那会儿我看了下表是4:45。在后面的时间里，我就是在喘……喘……喘……一直坚持到下班。

顺畅的呼吸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新冠肺炎，就是破坏这样的幸福。